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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混在县城里的公务员

2019-07-02 23:23 来源:未知

  第一句:宰相起于州部,猛将发于卒伍——大将都是从小吏小兵做起的,否则处理政务、领兵作战可能就纸上谈兵误大事。

  县城是国家行政管理体系这个庞然大物的神经末梢,它一头连着乡镇村,一头连着市、省城。乡下人来县里办事,是“进城”;可城市人看来,县城又是乡下。或者说,县城,是豪华版的乡村,是删节版的城市。

  当然,还有乡镇层级的公务员,但乡镇公务员们基本都是走读式干部:隔三差五要来县里开会,小家大多安在县城,家属大多就业在县城,子女基本就读在县城,所以,乡镇公务员也可归到县城公务员的范畴。

  县虽小,五脏俱全,除了国防和外交,一个国家的所有职能,它几乎都具备。能干的镇长科长到省里大机关当个处长,工作可能很快就能上手,而大机关的处长,空降到县里当镇长、当科局长,未必就能把工作干好。

  所辖地盘上,有人为庄稼浇水纠纷大打出手,骂邻居二女结扎户是“绝户头”,在农村,这是最恶毒的话,你怎么处理?拆迁谈到关键时刻,钉子户只服酒量大的人,要与你拼酒,可你有胃溃疡、糖尿病,你喝不喝?

  在县城这个相对封闭、就业空间有限的体系里,公务员无疑还是最闪亮的职业,是相亲市场上的抢手对象,男女公务员都不愁嫁娶,位列第一方阵。

  适婚年龄男公务员找对象,标配是文教卫生等事业单位的女性,如女教师、女医生、女,她们有文化,职业稳定、体面,也有利于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。在县城,这是互补型的黄金搭档,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,经济学上,符合风险分散原则。

  教师、医生等吃的是技术饭,职业不但体面,“手艺”的含金量还会随着年龄而增长,工资收入也随着职称晋升而稳定增加。县里的知识分子未必有事求公务员,但公务员看病、孩子上学,还得求教师医生。

  而县城公务员,自古华山一条道,晋升之路狭窄多了。去年底湖南省新化县陈建湘杀人案,既让人震惊,也让人深思:

  乡村少年陈建湘复读三年考上湖南娄底师专(大专),却央求家里托关系转到湖南省司法学校(中专),因为他不想做个“教书匠”,他要做有身份的公务员,在司法学校里他写信给父亲说:今后要“政法干部荣归故里”。

  但二十多年的公职人员生涯,陈建湘却一直是“一世赤膊”,没有谋取到一官半职,直至心理失衡崩溃,走上杀人之路。

  这个极端的悲剧,固然与他本人不善于排遣的心理素质有关,但基层公务员的上升通道逼仄,也是不可忽视的严峻现实。好在现在公务员法有所修正,实行职级并行,也就是说:即便未能晋升职务,也可以按工作年限晋职级、涨工资。但工资基数总体还是偏低,尤其是欠发达地区。

  万般皆下品、唯有做官高——这单一价值观又何止只渗入到乡村少年陈建湘一个人的骨髓?几乎所有的县城公务员,都承载着晋升的无形心理压力。

  面对工作中的难题,他们是没有退路的。出了问题,中央可以往下督查问责,省一级可以批示交办市一级,市委和市长可以骂县级干部,再往下,就是最后一公里了,到墙角了,县城乡镇公务员没什么人可骂了。

  骂村主任、村支部?村主任是村民选出来的集体自治组织负责人,严格说起来,不算公职人员,村也不是行政任命的。你骂人家,人家可以不尿你。为了今后工作的开展,还得与村干部搞好关系。

  曾有一极端例子:某县有著名温泉,分管旅游的副县长,要陪一拨拨工作检查组或客商来体验,最多的一天,他陪着泡了十几次温泉,洗了十几遍澡。外人看来是享受,其实苦不堪言。不是“难言之隐一洗了之”,而是洗成了难言之隐。

  县委会和县长办公联席会议上,讨论人员分工问题,所有的分工都分配完毕,唯独安全生产这个烫手山芋,谁也不肯接手。僵持不下,会议就拖了好久,迟迟散不了会,一名副县长离开会场急着去上厕所。等他从厕所回来,会议已一致通过:由他来分管安全生产!

  当然,这只是段子。现实中,一般是领导班子中资历最浅的成员分管安全生产。谁分管,谁就是一年365天、一天24小时坐在火山口上,时刻提心吊胆,不知哪天会出事故。不出事,皆大欢喜,出了事,就首当其冲被问责。

  某县有个老户,来京期间,与外省外县一名女户相爱了、结婚了,按户籍管理规定,女方婚后户口可以迁到男方户籍所在地,县公安局依法办理了。

  可信访制度又规定:户人数,是按户籍所在地来统计的,户多了,要扣县里分、追究县里责任。这下可好,这个县是雪上加霜:老户不但没销,反还一拖二,又增加了一个!

  气急之下,县里大骂公安局:“你们要给她迁户口干什么!”可公安局也很委屈:如果不依法给她迁入户口,户又多了个新理由去!就像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里那样。

  县委和县长统率下的县城公务员大军,按来源分,有军人转业、大中专毕业分配(包括教师等技术人员改行)、城镇户口招干或转干,再就是近年来按《公务员法》实行的“逢进必考”,后面这一条,基本上斩断了几十年来“龙生龙、凤生凤、老鼠的儿子打地洞”的公职世家的路子。

  按出身划分,县城公务员中,官二代占小部分比例,他们的父母原本就在县城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,有父辈多年经营搭建的人脉,他们的职场上升空间相对较大,生活比较优越,幸福指数较高。

  第二个群体是富二代,父辈经商办企业,家里不指他赚什么钱养老,就是希望他职业稳定体面,给门楣增光。富二代的条件虽不如官二代,但是经济基础更好。

  县城公务员中,占大头的是第三种人:普通家庭(平民或农民)二代。他们一般从小就很懂事,刻苦学习考上大中专院校分配或者考编,才成为县城公务员大军中的一员。

  他们满载着父母和家族的期望,像一根根黄杨扁担,一头挑着县城里的小家,一头挑着几十里之外的乡下老家。

  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?这太容易了!逢年过节走亲戚、婚丧嫁娶喝杯酒,三姑六婶七舅八姨家就能跑个遍,血肉联系就做到了。

  大多数公务员,是想“做点事”的,也希望能靠踏踏实实工作来获得提拔和重用。“五加二”、“白加黑”的辛苦换来县里一座座高楼挺拔而起,一条条大道笔直伸向远方,心里是有成就感的。

  但在现实面前,他们又有很强的无力感,很矛盾:事业上,上升空间逼仄,工作上,压力大,基层的事,原本就多,还要层层加码,层层下压,许多公务员不仅要完成本职工作,还要扶贫攻坚、招商引资等。跑贫困户,比跑爹妈家还勤快,陪户,比陪女朋友还殷勤。

  工作如此辛苦,但工资并不高,反腐高压下,大多数公务员并无多少灰色收入,家庭开支又大:要养育孩子(甚至二胎)、要供房贷、要赡养父母,还有必不可少的人情应酬往来。如果夫妻是双职工,很难撑起较为体面的生活。

  除了小家,他们还承载着大家庭的厚望、乡亲们的请托。县城是人情社会,信奉“有人好办事”,哪怕是按程序可以合法办事,也要找个熟人“打个招呼”,否则总感觉不踏实、不放心。

  所以,在县城“做官”的公务员,就成了亲戚朋友们五花八门请托的重点对象。打架斗殴的、车子被查扣的,打官司离婚的,要债的……在亲友眼里,他们很有权,“说句话就行”。

  在县城,公务员,尤其是出身农村的公务员,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村庄的荣耀。家人或乡亲与人聊天时,往往很自豪地说:我家或我们村某某在县城哪哪当官,“风光得很哪”,他们的职务也往往被自豪的乡亲们擅自提了几级。

  可乡亲们往往并不知道:有些事情,是要用人情交换的,或者是要依法依规办理的,有人情有面子也不行。所以县城公务员费尽周折,请托的很多事依然还是办不了。有位教育局局长,每到中考成绩揭晓学生升学的那十来天,就关掉手机玩失踪,因为“请托的压力太大”。

  荣誉感,也就是面子,是支撑县城公务员工作和生活的精神支柱。或者说,家族的荣誉、社会的尊崇,是公务员的一笔巨大的无形收入。

  在中国,为什么县一级的办公大楼普遍盖得比较豪华气派呢?很大一个原因:需要仪式感。公务员们很迷恋这种感觉,哪怕人生再苦逼,在这里上班,那种感觉,就出来了。

  对权力的憧憬与敬畏是当代社会的群体意识,在这个大背景下,县城公务员们有着或深或浅的光宗耀祖情结和优越感情结,是可以理解的。

  这两种情结交织在一起,导致县城公务员很少像一二线城市的公职人员那样敢辞职,池中鱼不愿入江河,笼中鸟不肯入山林。

  在老百姓看来,县城里的“公家人”是让人羡慕的,但他们可能并不清楚:县城各单位也是分三六九等的:党政机关优于事业单位,事业单位优于国企(烟草、电力、银行等国字头企业除外)。

  而党政机关内部又有强势部门和弱势部门之分。在不同的部门工作,待遇、发展空间和经济收入,相差很大。

  其次是管钱的部门,如发改委、财政局、税务局,或者是管理“人头”多的部门,如卫生局、教育局,在这些单位上班,虽然优越感差些,但是实权派;

  最差的是群团部门,只务虚,如文明办、县志办、对台办、妇联、文联、残联、档案局、科协……。这些部门,和经济上都不占优势,公务员们不青睐。但有一种情况例外:有实权的强势大领导,如果明智,一般倾向于让配偶去这类“清水衙门”工作,夫人在这里上上班,收入虽不高,但活不重,低调不干政,挺好。

  不同部门的两名公务员同时走出县委大院,不用介绍,看脸上的表情和走路姿势,就能分辨出谁是组织部的,谁是科协的。

  县城公务员的跨单位流动性普遍不大,有点背景的公务员,在父辈的经营下,流动的机会稍多点,或者能在更高的平台上获得重用。更多的公务员,可能一辈子就待在一个单位,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二三十年,退休前调个非领导职务的副主任科员或者主任科员,就是。

  但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甘蔗没有两头甜:反高压态势下,强势部门同时也成了高危部门:常在河边走,哪能不湿鞋?既然湿了鞋,何不洗洗脚?既然洗了脚,干脆洗个澡。风险太大,而任务又比以前重,问责比以前严。

  国土、规划、交通、城建这些重要部门,以前是大家抢着谋个位子,但现在,组织部把全县合乎条件的人选扒拉个遍,也很难谋到合适的人。高风险部门的一把手们更愿意到县、政协谋个闲职,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,工资一样,工作压力那可是轻多了。

  但事情总归得有人干。拆迁、扶贫、治污、招商,民生、城市建设……样样硬指标,样样要考核,基层公务员,没有退路。

  日复一日,他们在县里做着公务员,既体面、又苦闷,既辛苦、又迷茫,抬头自卑、低头自得,依然像一根根黄杨扁担,一头连着过去,一头接着未来,一头担着小家,一头挑着这个国家的最后一公里。

  县城里的公务员,我的兄弟姐妹,我想对你们说:无论人生走到哪一层台阶,台下有人在仰望你,阶上也有人在俯视你。唯有平视,才能看见真正的自己。

  操风琴,出生于安徽安庆,军人后代,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系,现供职新华社,曾任新华社驻中东记者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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